[译]Chapter 2: Chinese Among Others

二月时美国汉学家Philip Kuhn去世的消息在我朋友间引发了纪念的热潮。老实说我之前并没有听说过Kuhn,但是他的老师费正清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喻户晓的。

他先治清史,跑到故宫博物院看了一大堆档案,作为一个外国人应该是受了不少优待。学界好像对他视角奇绝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评价颇高。这本书我也借来看了,前半部分有点像林毅夫的《中国经济专题(晚清版)》,后半部分翻了一些插画。作为史学的外行而言可读性并不高。但仍然能感受到从民间迷信管窥政治生态的方法之巧妙,心思之缜密。后来转向华裔移民史,代表作就应该包括这本《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我想纪念一个人,光说不做实在不好,要有所作为也不易,《他者之间的中国人》似乎尚无汉译本,我也就勉力译了第二章的一部分(因为版权问题显然不可以,也没有超过全本的十分之一)是为纪念孔飞力。大家都知道,这年头,干翻译纯粹是一件拼情怀的事儿了。

第二章:早期殖民帝国和华裔移民社团

除了为求生存或保持原则而被迫逃离的政治难民,永久地在中国以外定居下来的想法并没有在任何华裔阶层中广泛蔓延。毫无疑问这就是中文没有一个特定的术语“向外移民(emigrant)”的原因。然而,海外贸易的现实又常产生出非意愿性的向外移民。当贸易人员出国探险,他们可能期望自己的停留是暂时性的(仅仅需要足够的时间买出他们的商品和收集回程的货物)。然而他们的商业天性的本质就没有考虑一个回程的频率。贸易公司的代理人可能需要在外国码头停留数年,和当地女人结婚,建立第二家庭。暂时性的侨居对于这些贸易社团而言是生活中可接受的一部分。但是对很多商业侨居者,回家的希望远比其可能性要大。更不必说为了服务侨居者和他们的赞助人而从家乡招募来的手艺人和劳工。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恐怕比他们的老板回家的可能性更低。华裔的海外墓园时刻提醒着侨居者死生无常、还乡无望。

建立海外社团

东南亚的地点

中国移民在两类地点建立社团:欧洲殖民力量占领的港口城市和未被殖民的本土王国。殖民政权包括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吕宋岛的马尼拉和西爪哇的巴达维亚(现称雅加达)。本土王国包括日本、暹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这一章我们只讨论十八世纪晚期之间的状况,因为之后大不列颠向东亚的渗透就改变了华裔移民的过程。

作为本地统治者的客户和他们商业事务的管理者,华裔族群很早就参与到了东南亚的贸易体系中。如我们所见,从外国贸易中获得利润的统治者普遍使用很多国家的外国人(希腊,阿拉伯,波斯,还有中国)来作码头管理者和关税官员。在十七世纪,历史上已经参与在这个系统中的中国中间商在他们的欧洲赞助人的帮助下几乎垄断了这一角色。{1}

在欧洲殖民主义的渗透之前,东南亚容纳有两种华裔华裔定居形式。一种由前述的商人组成,发挥商业中间人的价值;另一种由犯法者和政治难民组成,他们建立了自治的、武装地方政权。{2}随着殖民政权的力量增强,商业转口港繁盛发展,但是独立王国却几乎消失了。欧洲殖民者重视中国贸易商的价值,但是不能容忍政治或军事上的对手。东南亚的华裔移民是真正的”没有国家的商人”。{3}

在王朝更替或者国内混乱的时期,政治难民侨居东南亚的华裔人口中的比例会增加。他们中有的是商人,其他人是被击败政权的效忠者,士兵或者地下兄弟会(秘密会社)的成员。满族征服带来的混乱和他们在1644至1683年间的壮大稳固产生了数以千计的流民,他们需要在东南亚社团的经济中找到庇护所。一些人从事贸易或手工艺,其他从事农牧或者雇佣劳动。在越南南部,由逃离的华人军队组成的武装兵团被允许在他们自己的将军带领下开垦边远的土地。虽然许多难民毫无疑问的效忠已被推翻的明王朝,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实际的反抗。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的重心在为生存下去而奋斗,而无暇顾及失去了他们祖国的悲痛。

各式的生态:殖民模式

绝大部分华裔因经济原因定居东南亚,但若当地的掌权者无法从他们的存在中获得利益,他们是无法兴隆发展的。在一些情况下,中国人是被积极引进定居的。那些在殖民政权的赞助下进行贸易者小心的保持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在家乡,商人是无缘官场生涯的;无论他们多富有,他们都要在皇权和满大人面前屈服。这些海外的华裔商人也无意与他们所在国家的统治者争夺政治权力,而是和像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一样,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client)。他们被信任从事特定的任务,赋予有限的特权,并适用特别的管理和税法。他们的服务集中在商业和“收税(tax farming)”(代替殖民政权收集本地货物和服务的利润)。这些曾是早期华裔移民社团中领导精英的经济基础。海外华人被期望在自身富裕起来的同时富裕他们的赞助人。作为回报,他们(通常)获得保护甚至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种安排对两方都有好处。

在殖民地,中国移民为那些虚弱的,没有足够的技巧和人力来控制他们领地的国家工作。虽然小队的欧洲管理者和商人有武装力量撑腰,却仍然是没有为从土著居民或者同中国的贸易那里攫取财富而良好准备的。他们如何才能提升利润以维持殖民政权有利可图?他们如何处理与那些语言风俗知之甚少的本地居民的关系?他们又如何在被区别对待,对市场一知半解和令人却步的语言障碍的存在下和中国进行贸易呢?在这些早期的殖民公司里,华裔是不可或缺的合伙人。虽然华裔商人不自己建立王国,他们也迅速在其他人的王国里成为重要的合作者。殖民政权从政治意义上讲不是“他们的”,但是他们控制了经济中很重要的部分并且参与了行政的管理。他们是二等公民(在殖民者之下但是高于三等公民:土著居民)。这个“殖民种姓制度”维持了华裔繁荣发展将近三百年,但也在土著居民中培育出了苦涩的怨恨,它在随后爆发并造成了直截了当的后果。

马六甲

葡萄牙人认为占领了1511年的马六甲伊斯兰王国会继而赢得他们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甚至是对中国贸易的控制。因为扼守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战略性海峡,马六甲曾在超过一百年里是一个繁荣的马来贸易王国。郑和1420年代的海洋探险就发现了在马六甲的中国船只,虽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定居了的华裔社团。葡萄牙人到来时,华裔商人投其所好并继续在港口做贸易中间人。他们在十六世纪晚期已经人满为患了,以至于葡萄牙人只需通过一个本地的华裔“甲必丹”——一个富有的、能号令其他华裔社团的商人打交道。在荷兰人1641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去了马六甲之后,一个长期的甲必丹继承的记录表明了一个连续的定居社团的存在。(甲必丹)这种“官僚体系”是对东南亚传统的信任精英外国商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社团的一种适应。它能在单一的政权下维持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间接地通过纳入合作,而非同化的方式管理少数族群。在马六甲,这些协管员从来都是闽人,因为他们是殖民地华裔中最大的方言族群,同时占据了最有利可图的行当——贸易和金融。福建商人经常娶本地的马来女人或者从东印度*买来的奴隶。到十八世纪,他们的子孙中建立了一种混合的或者“克里奥尔”的文化。直到今天在马六甲的荷兰路(Holland Street)上仍能见到建造成中西合璧装饰的,美轮美奂的富有的峇峇商人(克里奥尔化的华裔)的住宅。

马尼拉

在菲律宾,马尼拉很久前就是华裔商人的一个停靠港,被称为吕宋。西班牙人被和中国贸易的紧密联系和最终将其基督化的前景吸引,于1571年占领了此处。在马尼拉他们找到了约150闽人参与进贸易中。{5}他们组成了华裔商人社团作为西班牙的中间人的核心。中国的贸易商用中式帆船(junk)把丝绸和瓷器载至马尼拉;西班牙人用墨西哥银元付款之后用西班牙大船(galleon)将这些东方宝藏运回墨西哥,之后带来更多的银元来交易。华人则将这些银元运回福建,它们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媒介。虽然西班牙人对马尼拉没能如他们期待的,成为一个基督化中国的据点感到失望,菲律宾人却成了一个高度成功的传教对象(在其间的许多华裔也都不大情愿的加入了)。{6}

马尼拉迅速展现了经典的殖民主义和其中国合伙人之间的共生景象:中国移民,无论定居或侨居者成为了殖民地经济的中流砥柱。虽然他们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可能是一个富攻击性的中华帝国的代言人,并因此遭受了无数的苦难。这种合作和压制的不稳定的混合让向外移民到欧洲殖民地成为一件有风险的事,尽管千万人因为可能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回报承受了这个风险。

西班牙的政策是将文化社团从物理上、法律上分开管理。西班牙裔,华裔和土著行政上是分层的,一个这个事实的反映就是殖民地经济也以同样的方式分层:西班牙人从事大船贸易,土著从事农业供给,华人从事帆船贸易。华人还为城池(fortified city)提供食物和服务,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贸易。{7}他们很多还创造性地适应了西班牙人的传教。西班牙人为改宗者提供更高的社会地位。未改宗的华裔侨居者(一开始是超过改宗者人数十倍之多的)被安排在一个独立的城墙之外的区域(the Parián)生活。但至少在形式上改宗天主教的华裔可以合法地与土著的信教女性结婚。同样有吸引力的还有流动性,华裔的异教徒被集中在聚居区,以防止他们和本地人混合或者传播自己的那套信仰,但是天主化的华人就可以自由迁徙并作农业人口和城市贸易的中间人,因此中国人定居者就在整个吕宋岛上散播开来。这些被西班牙人称为Mestizos的克里奥尔的华菲后代没有受到限制,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商和后来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更是与华裔相去甚远了,因为殖民者增强了对天主教的文化欢迎并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西班牙化了——这和早期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达维亚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的代理人在1619年建立了巴达维亚。他们将本土统治者从今天雅加达的港口聚居区赶走,并在那儿建造了一个城池(walled city)。从一开始,华人就参与其中{8}。在附近港口万丹王国的华裔商人有很长时间参与和中国进行胡椒贸易的历史,并被劝说搬迁到巴达维亚。作为荷兰人的承包商和收税人,他们从中国雇佣劳力和手工艺人,为建筑和城墙提供砖头和木材。

当荷兰人到达爪哇的时候闽人亦是主要族群,所以自然成为殖民者的盟友。他们的顶级商人被任命为“中华甲必丹”(kapitan cina),和殖民地威权保持亲密的关系。和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不同的是,他们无意迫使华人改宗或者用自己的文化教育华人。华裔商人精英的价值在于他们能通过自己的权威管束华裔族群,同时富有、并且和中国母国保持着持续的联系。一个富裕的闽商,蘇鳴崗,荷兰人称为Bencon,成为了巴达维亚的为荷兰总督信任的首任甲必丹。几乎毫无疑问一个商人的地位会因为这样一种荣誉任命而提升,虽然用下面这则文献来判断,普遍上认为这种侨领制度是十分概略的。

一个华人关于十八世纪在爪哇岛三宝珑的甲必丹任命仪式的描述{9}

无论何时一个华人要成为甲必丹,都要向欧洲呈报。之后他择一吉日,聚集他的好友亲朋、家中客人和村里有名望的访客。在任命日一个荷兰人带来任命状,甲必丹和他的朋友出门迎接,荷兰人步入中堂,威严站立并打开任命状朗读,之后向上指天,向下指地,说“此人是有礼,有智,对事物原则非常知晓的,所以他被晋升为甲必丹,汝辈绅士认为如何?”。之后所有人异口同声地答:“好极了!”之后荷兰人和在场所有人握手,仪式就算完成了。之后所有人落座,荷兰人拉着甲必丹的手一起走到中堂,相互恭维。这就是荷兰人把我们的人纳入他们的网络中的方式。

作为对中国贸易的中间商,闽人在荷兰的商业中是不可或缺的连接。中式帆船载着丝绸和瓷器从厦门来往巴达维亚,吸引了东南亚的商人进行香料的出口贸易。这些船同时也供给了巴达维亚的华裔商人他们的生活所需——中国食品,船员也充实了殖民地的人力资源,每年大约1000人的新移民。{10} 意识到了华裔在直接的巴达维亚—中国贸易中的优势,荷属东印度公司在1690年代完全关闭了这间不使人高兴的公司并转手给了华裔商人和船员。在1691至1740年间,平均每年有11艘大船从中国抵达,这是巴达维亚帆船贸易的黄金年代。

华人的数量在1600年代末增长的如此之多以至于荷兰官员和甲必丹同时感到了不舒服;膨胀的移民潮似乎给公共秩序带来了威胁。但是移民生意是如此暴力(10荷兰元一人),被华裔经营所有的、快速发展的糖料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如此急迫,所以移民是很难控制的。尽管荷兰人努力限制移民,到1800年在东印度的华裔数量还是达到了十万人左右。

殖民地内的恐惧和暴力

欧洲殖民者被矛盾的感觉搞得分裂:他们既需要又惧怕华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华裔的商人,手艺人和劳工,他们的殖民地是无法维系下去的,但是对一个“异种族”以如此速度移民的担心从未从他们的脑袋里消失。这种担心就促发了后来的大规模驱逐甚至是大屠杀。在第一次大屠杀(1603)之前,马尼拉有20000华裔但是仅有1000西班牙人{12};在巴达维亚,大屠杀(1740)之前城墙内有1275个欧洲人面多城墙外的4199个华人,而且华人的数量还应该加上一个不能确定的数,因为有大量在郊区和附近乡村糖料种植园的华人没有纳入统计。{13}

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大屠杀似乎是欧洲人的焦虑在华人的思维力映射出来的结果——华人当然有理由害怕驱逐或者大屠杀,所以就先发制人地向他们的假想敌发起了袭击。在马尼拉,几乎所有的华裔人口都在反击中被杀光了(1639和1662年又发生了后续的屠杀){14}。在巴达维亚,华裔的城市人口被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的家和商店也被掠夺。这种灾难没有发生在马六甲,虽然在1750年有20%的人口都是华裔,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移民的数量是缓慢增长的,并且移民通过通婚渐渐地被本地社团涵化了。{15}

大屠杀不是故意的政策,但也绝非偶然。相反,它们显然可以归因于欧洲人对这个有能力的、勤奋工作的族群的矛盾心态。对华裔的经济依赖伴随着文化无知和直白的恐惧。可能欧洲人害怕他们自己虐待华人的种种,例如过度抽税和野蛮敲诈会在他们自己身上得到报复。更何况,不是所有的华裔移民都整合到了殖民地经济中。那些在巴达维亚之外华裔企业家自己拥有和经营的制糖工业因为资本的不足是不稳定的。一旦破产,工人就会沦为荷兰人和华裔精英都无法控制的乡下的底层人民。在这个成长的,分阶层的华裔社团里,只有一小撮能够因与欧洲人的关系而变得富有。{16}

在早期的岁月里,华人的移民流只是后来到来的大规模移民的一点模糊的阴云,但也足以让年轻的殖民地日益忧虑。大屠杀和驱逐并没有阻挡更多移民的到来显示了欧洲殖民地对华人向外移民者的强大吸引力。在清朝的统治者也没有因为大屠杀而报复性地切断贸易,这也显示了他们希望保留沿海省份的重要经济支柱的实用主义观点。贸易在继续,它的自然副产品——向外移民也一样。{17}

殖民利益和华裔中间人

早期的华裔移民对巴达维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可以从一个外国访客1700年的记录窥见:

他们不仅在城市里做了大生意,茶叶、瓷器、丝绸和油漆,同时还毫不犹豫的尝试了大量职业——技艺高超的铁匠,木匠,家居工……这儿所有的雨伞由他们制造。他们在刷清漆和镀金方面也是一流的。他们还蒸馏亚力酒(arak),做大规模农牧,做砖头和在遍布巴达维亚的作坊里生产蔗糖,并且销售。整个巴达维亚的农业依靠他们……他们不仅整年生产生活必需品,还夜以继日地用最优惠的价格把所有的杂货、纺织物、漆货、瓷器、茶叶和其他商品送货上门。{18}

早期的殖民者在三个经济服务上依赖华裔:对中国的贸易,对本地人的课税和维系殖民城市的运转。但是从早期殖民者的观点看,对中国的贸易是最主要的。侨居在马尼拉(厦门—阿卡普尔科贸易线的转口港)对闽商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基本相同的系统也被早期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者使用,因为他们发现直接用东印度公司的船和中国做生意是烦人且昂贵的。虽然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大船逐渐开始替代小的中式帆船,欧洲船员还是和生活在殖民地港口的华裔商人做生意。中华贸易已经发展了自己的传统和实践——需要双方华人的知识和技巧。{19}

然而,随着直接的厦门—巴达维亚帆船贸易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由于英国的竞争和荷兰的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减少,极能适应环境的爪哇华人多样化了他们的服务,例如转作中间人。{20}到十九世纪早期,包括斯坦福·莱佛士领导下的英国人在内的殖民者开始用银钱而非劳动课税土著爪哇人的时候,华裔的放贷人对村里的土著就变得重要了。与此同时,荷兰人也加大了他们在鸦片收税上对于华裔的依赖。鸦片在殖民地统治下作为商品买得更好了。虽然很多华人自己也吸鸦片,大量的作为商品的鸦片还是卖给了本地的爪哇人。{21}卖的钱在华裔抽掉他们自己的那部分之后进了殖民政府的口袋,那些最昂贵的中国家具就是由这些鸦片税堆出来的。在荷兰殖民地内的华裔还找到了其他的从殖民管理中获利的手段:政府把整个村庄租借给华裔代理人,他也就成为了生效的农业税收集者和进口货物的零售商。十九世纪中期,华裔中间人因为能灵活地适应机会,变成了对政权更加重要的劳力生产和出口货物,例如咖啡和糖的代理人。{22}在1857年以后,在自由移民法案下,华裔在西属菲律宾可以对收税工程竞标,并迅速地在城市和行政区内获得了垄断地位。华裔最初被遴选进殖民地系统是因为他们是没有本地联系的局外人——他们不会有除了殖民赞助人之外其他的考虑;因为在亚洲的欧洲殖民者还没有准备好一套完整的官僚班底来统治和课税当地人;又因为许多华裔移民业已积累了处理商业事务的历史经验。这些现实让华裔成为殖民系统的重要合作者,不论是在高压的、强制生产的统治政权还是在一个更自由的贸易系统里。随着殖民机构的演化,华裔也找到适应的方法。

殖民地早期社会结构

贯穿早期殖民时代(从十五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晚期)在东南亚和日本的优势方言族群都是福建人,他们的海洋探险建立了华人向外移民的桥头堡。福建当地的文化和职业,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可以得到反映。从十七世纪早期第一代荷兰治下开始,他们就在巴达维亚内外大建庙宇来崇拜祖籍地的神明——沿海都不陌生的土地神(福德正神、大伯公)和天后娘娘(妈祖)。其他庙宇供奉的是具体贸易的保护神。{24}中国移民也带来了隆重的节日。根据一个荷兰人对十八世纪早期的殖民地巴达维亚农历新年的景象的描述,华裔显然非常和谐的和其他种族庆祝了他们珍视的公共节日:城市街道上的壮观游行使用了数百的纸马、船、四轮马车和鱼,全部用灯笼或者蜡烛点燃;他们到处跑跳组成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可怕巨蛇[实际是龙]。{25}

向乡村或是更小的村镇移民的华裔则可作为随心所欲的企业家在公共场所设立神龛。一个十八世纪晚期的中国旅行者描述了在更小的海港城市的景象:

一个1790年左右爪哇岛北加浪岸(Pecalongan)的华裔聚居点{26}

“华人的村镇面向山丘,延伸入海;它由一排房屋组成,可能有五六十幢;向北边和南边有木栅栏作为防卫;其中的房子常被叫做中国镇子(Pat-che-lan)。房子一栋连着一栋,楼层很高;最西边是右边带花园的甲必丹的住所。花园大概有一英亩,绿树掩映,心旷神怡:其中有一个亭子叫做’浮云亭’,甲必丹在休闲时候就在此娱乐…在花园后有一个[华人]墓园,其中有些又高又直,没有分叉的椰树。Pat-che-lan的北边有一座庙,里面供着泽海真人[原型是一个郭姓的华裔航海贸易商,他在很神奇的情况下被淹死了并被相信已经成为了神仙]。在栅栏外面则是Pabeyaan,或者’海关房’,他们在那里收集进出口的税务…Pat-che-lan的南边是通往Ba-tang的路,十英里之外有两座蔗糖作坊。”

在早期的东南亚移民中,华裔组织通常采取简单地形式而不是像后来一样成为多功能和多区域的。很多功能是被同一个组织承担的。就如我们在十七十八世纪的马六甲看到的例子一样,那里的华裔侨居者被一个叫做“青云亭”的,1673年由福建商人建立起来的庙宇所团结。那些为荷兰殖民政府作关税收集者的商人是华裔社会中的最上阶层。他们对自己在移民团体中的角色认知可以从一个商人作为社团领袖的碑刻看出来。“青云亭”的建造者是一个满族征服的难民,他还捐赠了多山的墓园土地的很大一部分,墓园后来被称为中国山(马来语Bukit Cina)。庙宇一开始是以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命名,后来就改为“青云”——一个历史悠久的关于读书人精英和高级官员的隐喻——来说明甲必丹的地位是和中国的知识精英等同的。

1801年重兴马六甲青云亭碑记{27}

青云亭何为而作也?盖自吾侪行货为商,不惮逾河蹈海来游此邦,争希陶猗,其志可谓高矣。而所赖清晏呈祥,得占大川利涉者,莫非神佛有默佑焉,此亭之兴所由来矣。且夫亭之兴,以表佛之灵;而亭之名,以励人之志。

吾想夫通货积财,应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凌宵直上之势,如青云之得路焉,获利故无慊于得名也,故额斯亭曰青云亭。

独是作于前者,既有吉士;而修于后者,宁无伟人?历岁月之久远,蠹朽堪虞;经风雨之飘飘,倾颓可虑。览斯亭也,未始不触目兴怀,徘徊而浩叹者矣!幸也而有甲必丹大蔡讳士章在,慨然首倡,爰督工海关诸同人等,议举重修,择吉兴工,不数旬而告竣。咦!微斯人,而青云亭何由俨然巨观也哉!甲必丹大诚哉其英伟人也!不惜重赀鼎力议举,劳心神以董劝,而经始成终。后之览斯亭者,能不幸然高望,追念旧宇之所由新,而相与仰慕夫甲必丹大蔡君等之共乐修此亭焉?宜乎神默而佑之。人颂而美之。自此议问宣召,将与青云亭并垂不朽也已。于是乎记(真肉麻*译者)。海关公司开列芳名:[nam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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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马六甲竟然找到了这块重兴马六甲青云亭碑记,与五六块同名石碑并置,似是最古的一块。)

青云亭应对很多的社会需求:作为一座供奉大慈大悲观音娘娘的庙宇,青云亭是华裔社团的仪式中心,也是社团祖先崇拜,供奉各氏纪念牌位的公共场所。它的墓园为亡故的同胞提供纪念仪式。因为移民有重要的仪式需求来对他的灵魂进行慰借:如果他远离故乡的死去,是没有人会来供奉他的。所以控制了一个墓园的组织就是这个社团中一个强大的存在。

最后,慈善救助和教育也是庙宇的社会责任,庙宇还构建同乡情谊:领袖的福建籍贯意味着青云亭也是福建方言族群的政治和仪式总部。庙宇的领导委员会还给殖民政府提供作为海关收税人的服务,其中一人被任命为整个社团的甲必丹。庙宇的管理和领袖的身份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甚至在英国人于1826年废除了甲必丹制度之后,“亭主”的头衔也被非正式的用来称呼20世纪早期被任命为为华裔社团领袖的人,虽然商业领袖的核心已经转移到了新加坡。{28}青云亭混合仪式管理、税务垄断和政治领导的特征是早期殖民地移民精英所创立的{29}。相似的混合仪式和同胞联系职能的形式也可以在17世纪早期之前的日本长崎华裔商人社团中间见到。虽然在那里侨居者籍贯是更加多样化的:两个福建族群,一个广东族群,还有一个来自江南省。他们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庙宇,来供奉自己的神,同时提供墓园和慈善救助。

在早期殖民岁月里,庙宇展现了很多的类型和服务的社会客户。在老巴达维亚,庙宇包括那些供奉保佑特定职位的神明的类型,也包括提供氏族祖先崇拜的类型。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虽然庙宇的资金和管理都控制在商人精英的手中,更加贫穷的移民也是神明崇拜的参与者。虽然精英的领导权被确认,庙宇还是在不同的阶层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但作为方言族群,直到1820年代,都没有证据表明除了福建之外的方言族群建立了自己的庙宇,特别是新来的客家移民。{30}

中国出生的华人与克里奥尔化的华人

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是海外商人社团的经济主流,因为他们是和故乡的公司和华裔向外移民家庭打交道,因此通向故乡的通道就是开放和活跃的。将中国货物运往东南亚的小帆船也带来了那些融入已经存在的华裔社团之路已经被铺平的乘客。在1800年代之前,这种流动是缓慢的。所以定居的社团基本没有接收新来客的困难。就像今天的移民一样,一个新来者需要依靠他的新家附近的同胞:与他相同籍贯或是亲族的人可以为他介绍工作和住宿,在新大陆取得立足之地。这样的责任是被社会所默认的。

十八世纪巴达维亚的一个福建商人赞助人{31}

Khoe Hong Leang,籍贯福建漳州,后成为巴达维亚甲必丹。他性情自由并且十分慷慨。在那时所有的Khoe氏亲族都对他尊敬有加,他也时常以此自夸。然而有一次他听说他的一个亲族在做劳工,Hong Leang就去对他说,既然你是我的一个亲戚,你应该一来到巴达维亚就找到我,为什么要只靠自己呢?之后甲必丹就为他安排了工作,在几年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富人,这样慷慨的例子还有很多。

劳动力出口和商人的侨居是男性的追求,直到19世纪晚期中国的女人都很少向外移民,因为她们的职责被假定为留在家中,照看公婆。相对应的,长期的侨居者娶本地女人作为第二任妻子,也常常是他们的生意助手。到18世纪中期,在欧洲殖民地的典型华裔生活模式就已经是这些后裔的混合社区了。这些文化稳定的,或者说克里奥尔的社区在爪哇岛(被叫做Peranakan,意为“本地出生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被叫做峇峇,词源不明)、菲律宾(被叫做Mestizo)都可以见到。{32}

克里奥尔化的华裔文化混合了福建和马来的特点:华裔的姓氏和异姓通婚制被保留,但是婚礼和丧葬的习俗就展现了混合的影响,华裔家庭的严格父系偏置模式被本地的习惯冲击。例如新郎住在新娘家这一边(倒插门)在中国是很少见的,但在海外克里奥尔社区就很普遍。祭祖仪式反映了马来亲缘关系的父系和母系双边崇拜。Peranakan服饰表现出了明显的马来影响,但也能和普通的马来服饰区分开。

在早期殖民时期,移民的速率是可以允许新的移民逐渐被吸收到克里奥尔社区并且被他们的商人领袖所控制的。老的社区能够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通过婚姻的方式提供住所,并把它们同化到克里奥尔文化中来。新移民的数量不足以冲击旧的社区并且把它们重新中国化(re-sinicize)。但是移民和商业又足以使得旧的社区可以与他们祖国的文化保持联系。

为什么克里奥尔化比直接同化到本土文化中发生的更为普遍呢?这取决于若干因素:“中国通道”的持续活力,本土社会的独特文化生态,还有殖民地权力机构的政策。对中国的贸易至少保证了社会的上层可以与他们的祖籍地文化持续交流,他们的子孙也可以被送回去接受教育,可以保持与华裔生活的接触。和说马来语的本地女人的通婚产生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语言跟随他们的母亲,所产生的克里奥尔语基本是由马来语的语法和闽南话的借词组成的。然而克里奥尔家庭的孩子并不继续与本地人通婚,他们要么在克里奥尔社区之内通婚,要么吸收新的华裔移民男性作为丈夫。在殖民地社会中,本地精英认为和本地的非华裔结婚相当于“下降”,然而高攀进欧洲人社会是被禁止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持续的,华裔和马来特征的混合文化。

殖民地的权威机构如何对待华裔社区是各有不同的。在菲律宾,西班牙人鼓励华裔移民男性和具有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女人结婚,作为控制华裔和期待因此而增加的天主教人口可以最后转化中国本身的一种方式。这样通婚的孩子也被授予了一些特权,包括拥有土地的权利和对贸易族群至关重要的选择他们居住地的权利。与巴达维亚的Peranakan或者马六甲的峇峇不同,这些拉丁化的、基督化的人口已经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是华裔了,因为向西班牙文化和天主教的同化被社会给予了更高的评价特别的作用。相反,荷兰人坚持Peranakan还保留了华裔身份认同,因为他们对于殖民地系统还有特别的“中间人”的作用。菲律宾的Mestizos并没有被本地的菲律宾文化同化,他们认为自己因为和殖民地统治者有着相似的文化,从品行上是更加高等的。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特殊种类的华裔”,而是“一个特殊种类(更加高等)的菲律宾人”。{33}

尽管如此在西班牙统治者的概念里还是以“华裔Mestizos”识别它们,并且不管是华裔,还是“华裔Mestizos”都同样的可疑。特别是一旦这些Mestizos在十八世纪末期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就开始害怕他们会因为自己更高的商业天赋而统治和剥削本地土著了。一个西班牙观察家写道:“华裔Mestizos的经济力量和贪婪欲望和他们的智力和增加他们资本的能量一同增长。”{34}他们的克里奥尔文化是他们能迅速繁荣和作为中间人族群的优势:他们是在村镇级别上和土著打交道的专家,他们了解本地人的语言和文化正如爪哇的Peranakan了解本地印度尼西亚人的语言和文化。先让本地土著人典当他们的土地,Mestizos放贷人最后就能取消他们赎回自己土地的权利并且把它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佃户。经济作物上也是一样,Mestizos利用他们熟知本地人的弱点,通过提前支付现金购买获得他们未来产出的权利,之后把这些期权转手卖给马尼拉的华裔商人。到1800年,有大约12万Mestizo人口,约占菲律宾人总人口数的5%,在吕宋中央省的比例就更高。{35}

到1800年,在中国出生的、没有改变信仰的侨居者在菲律宾大概只有7000人西班牙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在殖民政权里面比较特别的。纯华裔的男性社群继续在马尼拉的周边港口区域存在,但被要求居住在一个特别的区域里。持续的华裔流入在早期殖民历史里维持了这些非天主教的社群。西班牙人仍然感到害怕,并且试图用严厉的居住政策有时甚至是驱逐和暴力来控制他们。同时殖民者也意识到殖民地的经济生活依靠他们,在这种两难下,无论是移民还是居住都没有被很有效地控制。{36}

在爪哇和马六甲,Peranakan对殖民经济是如此的有利用价值,以至于荷兰人把他们和本地族群区别对待。转而皈依伊斯兰教是基本禁止和不被鼓励的,虽然荷兰人想要控制这一点并不容易。在1740大屠杀之后,许多华裔为了安全都皈依了,对于那些有强烈倾向的,加速发展的Peranakan文化也让这个过程更加容易。然而保持克里奥尔化的华裔身份却有许多优势。因为甲必丹的权威和地位有赖于一个需要他管理的华裔社群,所以他反对同化。而持续的中国贸易走廊在提供食物、祭祀用品和更多的移民的同时也维持了克里奥尔文化中的“中式成分”。所以Peranakan精英保持华裔身份的好处和荷兰人对他们的如此要求,共同保存了爪哇和马六甲的文化过渡区(culturally intermediate zone)。

克里奥尔化的过程,加之经济刺激和殖民地政策,高校的吸收了大多数新移民。到19世纪早期,菲律宾的纯中国人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Mestizos(大概7000到12000人)。{37}在爪哇,可相提并论的一个比率是8000华裔新生儿对比100,000 Peranakans。{38}19世纪中期的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还没有开始,新移民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数量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可以挑战Peranakans/Mestizos/Babas的存在。

除去菲律宾的Mestizos和荷兰殖民地的Peranakans之间的几点相似性,一个重要的区别是Mestizos被西班牙的改宗政策带入了殖民者的文化世界,这有些类似定居海峡的峇峇在英式教育下文化逐渐的靠近英国。天主教和他的西班牙化力量使得菲律宾的Mestizos将他们的命运和统治精英的文化连接在一起。虽然同华裔Mestizos和纯中国人做生意的利润都差不多,但西班牙化的文化使得Mestizos天然地站在殖民者的合作者的一方:当未改宗的华裔和殖民地统治者起冲突的时候,Mestizos的身份认同已经和殖民者一致了。{39}相反地,直到20世纪早期之前,荷兰统治者都没有想要把Peranakans纳入他们自己的文化轨道。

政治和社会结构

殖民地早期的华裔社团被殖民主义的本质和他们和本地土著的关系共同塑造。居于顶层的是那些不仅给殖民地作为海上贸易人,也作为税务收集者的商人。将收税的任务指派给通过竞标获取各种各样的收税牌照的华裔,是早期孱弱和缺乏人手的殖民地的一个必须手段。虽然有能力对本地人群进行军事统治,殖民者却缺乏从经济上剥削利用他们的人手和文化技巧。从这个事实就衍生出了东南亚的华裔商人精英的“税务征集”的特征。这些垄断在马来国家和荷兰、英国的殖民地从早期殖民岁月开始就存在了很长时间(虽然在菲律宾1850年代前并非如此)。

“Tax Farm”或者“Revenue Farm”是一个国家政权所颁发的牌照,基本上靠竞价得到,用来收集货物、服务和交易的税种。成功中标者需要保证向国家上交一个固定数量的钱,之后就可以按任何市场可以承受的比率抽税。建制上来说,这种收税是在东南亚和欧洲同时存在的。如我们所见,大航海时代城市的统治者指派各种港口的头头在对他们收税的同时管理自己的族群。这个习俗被殖民者的自身贸易加强了:当荷兰人接管巴达维亚时,他们迅速地按照与欧洲一致的传统建立了“Tax Farm”。他们认为在巴达维亚这种牌照逻辑上的持有人应该是那些华裔商人中的精英。而荷兰人已经对那些华裔商人中的领导者授予了他们在自己社群中“甲必丹”的权利和类似的准军衔(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在早期殖民世界,甲必丹的经济基础就是征税牌照。

征税有许多类型:有针对屠宰场的、市场的和海运与国内货物的。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与赌博、酒精、卖淫和麻醉剂有关,全部这些在大部分的社会中都是印钞机一般的存在。华裔商人迅速的就开始获得对这些活动征税的正式牌照,而且并没有遭受到道德谴责。不仅是殖民者,就连土著统治者(马来和爪哇的苏丹)都发现华裔商人经营的税收是重要的财源,他们孱弱的国家需要这些钱来对抗欧洲人的殖民力量。{40}

作为“上层”的收税人,只有富裕的中国商人有资源向殖民地赞助人保证进款。从殖民者的观点来看,这些商人是局外人(outsiders),但又足够富裕来可靠地经营税收生意。他们可以统治华裔社群,并且和华裔地下帮会有联系,他们提供武力保护并且维护富裕华商的垄断牌照。在乡野中,“低一层”的华裔在马路或者河流的交汇处建立小房子来收税。华裔对于爪哇农村地区的税收渗透给1820年代被称为“爪哇战争”的造反提供了动力。在这个内战中华裔和荷兰人都成为了流行的仇恨目标。

“公务员系统”在很多的华裔定居地都被发现了,他们做出各种变化来适应本地的情况。他们的出现不仅是因为欧洲殖民者的需要,也因为华裔社群需要一个文化上的经纪人,关于当地的政治权威有效地打交道。甲必丹的权威固然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财富,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半官方的,被殖民政府认可的特权地位

在之后的殖民岁月中,社团的力量可以服务于各种相互关联的社会族群领导系统,例如本家会、宗祠管理委员会和宗教团体。这些服务使得商人精英们能够通过运营这些跨阶层的机构来在华裔社群中传播他们的权威。这种团体会员通常需要一定的实质献金作为他们个人加入的标志。到19世纪早期,税收工作的操作者就已经和地下帮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盟(西方观察家通常使用“秘密帮会”这一术语,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秘密的,直到后来殖民政府禁止了他们的存在)或者干脆加入了他们。

庆典,也同样在确保甲必丹的统治方面发挥了一部分作用。通过他们的公馆,甲必丹可以颁发结婚证明,并且也控制了对那些失去了活着回到家乡的希望的移民而言是情感必须的华裔墓园。要获得墓园里的空间,并且确保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在死后的仪式上得到益处,就得向甲必丹精英的代理人申请。{41}

公务员的优越也被社团另一些主要的仪式,例如清明节,或者春节所保证。在这些仪式上要向祖先的坟墓供奉祭品。一个荷兰人报道了18世纪晚期甲必丹和他的助手们在墓园里炫耀准公务员的身份,而墓园是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华裔人群都要去的。在4月4日早晨九点,一大群人聚集在巴达维亚的佛教寺庙旁的华裔墓园。公务员主持了仪式,穿得有板有眼,

就像在中国的满大人一样,甲必丹走在前面——他的侍从拿着他胸前应戴的補子跟在后面,其他的要人还有当时在港的中国帆船的船长,商船队的事务长、领航员等等,他们似乎和主要的税务收集人官位同级。{42}

“更下一层”的华裔就困难得多了,在巴达维亚,很多设备商人资本家雇佣在种植园或者矿场工作。波动的糖料市场意味着种植园工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被解雇,就无法回到中国也没希望找到新工作。在乡野间流浪的饥饿的工人,是不能被荷兰人也不能被城市的华裔精英控制的。正如我们所见,害怕这些绝望者的荷兰人提起了一个驱逐他们的计划,这计划反过来又成了1740年造反和大屠杀的导火索。{43}相似的情况在1800年之前的菲律宾也可以见到,未被涵化的华裔主要是马尼拉城里城外的零售商或者手艺人。他们对于重复的出于恐惧和经济嫉妒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驱逐,是脆弱易受伤的。{44}

各式的生态:未殖民的王国模式

不是只有欧洲的殖民者才感受到了华裔作为贸易中间人、城市建造者和税务收集人是有用的,欧洲殖民地也不是东南亚惟一一个使用华裔作为中间人的政体。未殖民的王国——包括暹罗、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也在他们的商业体系中给了华裔优先的位置。这些本土王国的统治者需要可靠的代理来收集那些国际贸易产生的税收和国内的税收,需要这些代理在商业上是聪明的,但政治上不要有野心。对这些政权而言,华裔是完美合适的。华裔组织和当地的王权历史上就关系深厚,并且到了18世纪晚期愈发如此。17世纪早期取得政权的日本德川幕府是个例外,他们怀疑所有的外国商人,并且严加管控。虽然比起欧洲人,日本人还是喜欢中国人多一篾爿,但他们还是被严厉的监视和管控着。

暹罗(泰)

作为华裔的一个移民地,18和19世纪的暹罗王朝在很多方面和早期殖民地很相似。中国人与暹罗人和侨居在暹罗港口的华裔的贸易从13世纪起就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仅是商人,手工艺人和政治难民也定居于此,娶泰国女人,参加到暹罗生活的许多方面去,特别是国内与国际贸易。在有些区域,特别是今天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界处,一些华裔成为了暹罗王权结构内的当地官员。从18世纪早期开始,闽南人在暹罗的宫廷中担任主要的官员,特别是负责那些宫廷自身的对外贸易。有了华裔的人员支持,暹罗皇家的船与日本、中国和其他的东南亚王国做起了贸易。华裔在宫廷中的稳固地位从曼谷王朝时期就已经建立了,此时潮州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闽南人,成为泰国统治者的中间人官员的中坚力量。

一个祖先是华裔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上层暹罗社会接受从他信国王的事业中就可见一斑。他信的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泰国人,被一个泰裔贵族家庭收养,并且领导了1760年代驱逐缅甸入侵者的战争。从战场凯旋之后,他信迅速地登上了王位,并且开启了一个强大的现代的暹罗王朝的时代。他信的继任者,拉玛一世是统治泰国至今的查克里(Chakri)王朝的一代目,他的母亲也是华裔。围绕着新王朝建立的混乱情况使得曼谷的华裔与暹罗的国家关系进一步拓展。从18世纪晚期开始,华裔的收税人就对于国家的基建项目是至关重要的了。这种华裔在暹罗的生活的独特一面是从一个宽容的社会中容易安顿下来这个事实上生长出的;是从泰裔的价值观——对政府服务和农业的重视高过商业活动和领薪劳工——造成的某一职能的泰裔竞争者缺位这个事实上生长出的;也是从与使用华裔收税人来提高皇室的权利和财富的暹罗王朝持续的亲密关系这个事实上生长出的。{45}

充满活力的、扩张主义的查克里王朝表现的就如一个殖民地国家一样,希望控制那些它的边界上更加弱小的政权,用高贵的暹罗人的力量取而代之。在他们中央集权的、有理智的基建项目下,查克里王朝的国王们要为皇室和中央政府寻找新的财源。这也就意味着要破除旧的维持地方精英的财富和权力的劳动服务系统,而用直接征税代替。{46}这样,暹罗王权的处境就在某种程度上和欧洲人经营的殖民地政权是相似的,都想深化他们对于本地社会的控制和存在。而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不经帮助地提取更多税收的能力,所以就一个个的找到了华裔中间人进行征税和贸易。因此,那些想要由弱变强的国家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准备好的、愿意推进他们计划的华裔合作伙伴。

查克里王朝在扩大税收来源的同时,也寻求解放做工或者商业活动的劳动力。从这一点上说,绝大部分暹罗人都包含在内的主人—农奴系统显然无法强加给华裔。作为替代,华裔只需交一个人头税就可以免于按暹罗人的方式注册在某一主人名下提供劳动,除非他们自愿。因此,泰裔或者华裔的社会角色是由华裔自己在一定年龄时决定的。华裔需要做这个重要的政治决定这件事也不决定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可以保留华裔的文化,也可以决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任何程度的泰化。种族区分并不是旧的暹罗系统中的一部分,这种一个人从种族上讲,就不可改变的永远是“华裔”了的概念直到作为20世纪野蛮的民族国家主义(ethnonationalism)思潮的一部分之前都没有出现过。{47}这一点上暹罗人是和族群作出清楚区分的殖民地世界(显然是欧洲人给他们带来了种族的观念)不同的。

从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指出这一点开始我们就知道——暹罗的华裔并没有像那些在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的华裔一样获得一种克里奥尔文化。最近的研究证明了施坚雅的观点,在华裔和Sino-Thai(一种在行为和文化上已经具有泰国模式,但是拒绝完全同化的华裔——他们在家庭里、和中国生意伙伴间讲华语,与泰国人间讲泰语)中间广泛的存在双文化现象和双语现象。{48}双文化并不等于克里奥尔化。基于情景的身份认知使得华裔和他们的后裔在穿着、讲话和行为方式上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泰人一致,但在亲族和赞助者之间则文化上是华裔的。暹罗承担了移民的流动性夫:基于经济需要,同化既不被鼓励也不被排斥,没有一种情况是被统治者禁止的或者强制的,也没有一种华裔难以融入的宗教(比如荷属东印度的伊斯兰教)的影响。暹罗式的容忍、部分共有的佛教信仰{49},还有旧式的暹罗认识——王权需要对所有的文化族群提供平等的保护,都给文化调整提供了便利和流动性。直到20世纪早期,一个民族主义的泰政府开始鼓吹不可磨灭的种族特性,“华裔”这个概念才变成了一个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都无法抹去的标记。

越南

在前殖民时期的越南,华裔移民(主要是广东人)也找到了为扩张的国家权力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阮氏王朝及其亲族控制了安南狭长的滨海平原,并且正寻求将它们的王国拓展到湄公河三角洲来充实他们的食物和人力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华裔移民的角色是牧民,拓荒者和贸易者。在那战火纷飞的明朝衰落和满族征服的几十年里,数以千计的华裔从中国的南方各省因为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原因跑来越南。在1679年,3000吴庄的中国军人从广东广西逃避满族入侵者,乘五十只帆船的船队抵达,并在少有人烟的湄公三角洲地区获得了庇护。阮氏统治者发现这些强壮的新定居者是一个充实最近才赶走柬埔寨入侵者的区域的好材料。从中国的滨海省份来的商人被南越南的统治者热烈的欢迎,特别是那些能够带来军需物品例如铁、钢和硫磺的商人。另一群鄚玖(Mạc Cửu)带领的武装的广东人,在1680年代到来并占据一个偏远的南方被遗弃和未开发的区域,Ha Tien,并且在阮氏王朝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武装的自治政权。阮氏王朝将他们视为一个有用的消灭柬埔寨野心的门户{可能与中国对朝鲜的想法类似?}。所以巩固边界和发展区域的商业中心是被当时的男越南掌权者认为有价值的服务。{50}

虽然有点脸面的华裔移民拒绝同化并且通过为他们的长子寻找从中国来的新娘(或至少是中越混血的新娘)保持他们的华裔身份认知,与纯越南裔之间的婚姻同样也是普遍的。因为华裔移民在其他的场合,有一个本土文化的配偶合伙人是他们与本地的族群做生意的无价之宝。越南人把那些从满族统治的中国逃离的人和他们部分被同化的后裔称作“明朝遗老”。到19世纪中叶,居于越南的华裔和他们的后裔在北部约有25000人,南部约有40000人。{51}

日本

与其它绝大部分生态不同的是,日本的华裔侨居商人被政府的法令严格约束他们的功能,保持身份认知,并且与本地社会严格分离。在16世纪,中国商人已经在几个中国的沿海地点与日本人开展贸易,基本包括广州、厦门、台湾、福州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在九州岛,长崎港的华裔商人社区还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就在1603年被日本政权指派了一个本地的华裔头领(tsuuji)。这一小群侨居的商人学会了在新建立的德川幕府严厉的控制下生活。从1688年起,德川幕府因为害怕从中国的天主传教士那里传播而来的基督教影响,将华裔居民迁移到一个城墙包围的聚居区内,以便能够紧密的监视他们。然而政府发现他们对于进口优质的中国丝绸,并且提供了一个他们观察亚洲的窗口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时日本人被禁止出国旅行,所以政府需要依靠中国人了解东亚和东南亚的情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华裔头领的制度,他们却缺少那些东南亚的对应阶层所拥有的在他们自己族群内的绝对权威,和作为税务收集人的诱惑角色。虽然长崎的华裔对于亚洲的国际贸易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日本社会中却不是一个重要的族群。这一事实既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外国影响的怀疑态度,也表明了德川统治者的效率——他们不需要外国的中间人就可以收集到税。

各式的生态:独立的华裔政权

虽然华裔在海外的定居的主要模式是在那些政治控制已经落入他手的地方,也有一些人定居到了政治结构薄弱或者缺位的地方,如此他们就得到了自治。一个例子是在西加里曼丹岛(婆罗洲)。18世纪中叶从广东东部迁徙而来的族群(主要是客家,也有部分潮州人)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主要作为矿工。他们的故事是在战争中独立——一个矿工自己运营的本地秩序——看起来与一个共和国无异。{52}

婆罗洲的华裔作为矿工到来,最初是在1750年左右被本地的马来苏丹雇用。最初的族群可能不是从中国,而是从一些中转点,例如苏门答腊的班加或者文莱来的。据说这些地方的华裔矿工给当地的马来统治者、赞助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到1760和1770年代就有直接从中国来的移民了。在那些边疆的只能乘船顺流而下到达的禁区,华裔正发现和开发者富集金的冲积矿。客家人在他们的祖国本来就是边疆区民和矿工,所以他们特别适合艰难开垦。他们在严酷的婆罗洲热带雨林中进行了几个世纪的内部移民——沿着南部和东南部省份山区的边缘,寻找一切可以通过森林产出或者矿产营生的地方,同时保存了他们的文化和方言。他们不仅适应了艰难的生活,也适应了和其他的族群竞争求生,必要时使用暴力和武装。{53}在婆罗洲,他们早年的主要对抗者是土著的达雅人,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因为很多客家人先驱娶了达雅族妻子。显然,斗争和涵化是在婆罗洲丛林中生存的重要策略。

在婆罗洲边疆的机会迅速的借由返家的矿工传回了中国,像客家人一样,许多招募的矿工既不是背井离乡的也不是穷困潦倒的,而是寻找新机会的企业家。他们中有一些受到教育的人物,例如罗芳伯,他在1772年组建了一支去往Mandor地区的移民,并且成为了一个矿工社群独立联邦的领袖。客家人从山高皇帝远的边疆区域来,已经习惯了地方自治。虽然婆罗洲的华裔自治族群被形容是“民主的共和国”,但其实可能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共和国”更贴切,因为他们很强烈的依赖仪式、军事主义、社团财产和个人领导等元素。一个这样的元素是本地的邪教协会(hui),他们崇拜共同的神明。那些向协会捐款的成员都是条件优渥,衣食无忧的。另一个这样的机构是合资公司,资本在这里聚集被用于商业投资,例如造船和采矿,利润根据股东投资所占份额的大小分配。这些机构里有一定的民主成分,因为所有股东都有权利参与进公司事务。然而也有一个强烈的个人领导的因素,即一个优秀的或者富有的成员作为“亭主”(宗教机构)或者公司经理(合资机构)。{54}在财富或者能力上的差异可以创造出一个小的精英领导团体凌驾在一个基本平等的组织之上。

在婆罗洲社区的例子里,精英领导被一个急迫的军事组织的需要加强了。在持续的来自竞争社群或者种族的威胁之下,每一个自治的社群都将成年男性考虑为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随时根据需要征召。在中国,这些地方的军事集团持续介入与相邻的社群的纷争当中,特别是那些将客家移民视作危险的竞争者的社群。在婆罗洲,有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军火商就地制造的武器,这些军事集团变成了雨林边疆的令人生畏的竞争者。

社区防卫的需要也使得几十个矿业公司通过联合代表的“总亭”组成联邦以加强本地的军事力量和维护正义。这些“联合委员会”的头头也是共同神明的主要沟通者,并且在死后自己就成了血缘亲族的崇拜对象。联合委员会中最大的一个在Montrado,联合了14个组织,每个约有800会员,也就是说在成立之初整个委员会下大约有10,000人。{55}一个Mandor竞争的联邦,在学者罗芳伯的领导下,据说到18世纪末已经有20,000个人。

虽然这些矿业族群是依靠本地的马来长官资助而发家的,但他们迅速的就宣布了他们经济和军事上的独立。荷兰人被“公司”组织的范围、恢复力和士气惊呆了。一个1850年左右的观察描述道:虽然欧洲人传统上认为华裔是一群“天然的懦夫”(例如相较战争更喜欢贸易和和解),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婆罗洲的华裔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们有了组织并且数量上也相当重要。{56}他可能还需要加上“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管理自己”,这是客家族群的历史遗产。直到装备精良的荷兰殖民政府决定把所有的地方政府掌控在他们的权利之下,婆罗洲的移民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独立。只是在1884年,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军事征服后,最后一个公司联邦才被摧毁,他的成员被殖民地政府所控制。

在马来亚也可以发现一个平行的故事,也是从矿业中来的。在暹罗、马来半岛和班加岛上的锡矿生意,从18世纪晚期起,就既有华裔资本也有华裔劳动力参与。在马来亚的情况与在婆罗洲的境况相似,本地的马来长官引进华裔劳动力来发展和开发他们的矿。虽然在婆罗洲的华裔公司取得了他们从赞助人处的独立,马来亚的华裔却成了19世纪下半叶马来贵族之间为了控制锡矿资源相互勾心斗角的战争的马前卒。

虽然他们没有能够从本地政府处取得独立,马来亚的华裔移民却有其他的资源。也就是四处开花的兄弟会,他们高超的军事制造技巧使得移民矿工成为马来内战中的重要军力。马来亚的兄弟会和婆罗洲的公司联邦扮演者同样的角色:提供保护和组织劳动力。相似的矿业公司,可能是受到了马来亚再移民(remigrants)的影响,在18世纪中叶的班加岛上相继成立。{57}

在马来亚和班加,就像在婆罗洲一样,客家人和广东人直到19世纪中叶都是矿产生意的主要移民群体。这些移民社群将平等的思想和强烈的领袖气质结合起来。自治和保护社区是将他们半军事化的团队团结在一起的纽带。仪式同样也扮演了一些角色,社群的领袖作为祭祀的主管是他们具有了个人的权威。他们中有多大的“民主成分”是一个开放性问题;确实他们一开始的合资形式表明了兄弟会的财富共享模型。但是兄弟会自己也有阶层和纪律,而他们开拓边疆的半军事化特征也表明了平等主义是和强有力的领导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马来亚的兄弟会首领和矿业先驱(根据Carstens 1993)

葉亞來出生在广东省一个贫穷的客家农民家庭,他于1854年移民到马六甲并在一个亲戚的商店里开始工作。之后,在马来亚的锡矿里做了一个小劳工,继而成为一个当地客家甲必丹的保镖和兄弟会的首领。(在这个区域,甲必丹的法令通常和兄弟会的领导相联系,不是由殖民地的赞助人受理,而是由类似三合会的组织下传)当他的赞助人在战争中殒命后,葉亞來因为他的领导力和斗争精神,这些在客家文化里是受到推崇的,而令大众印象深刻。所以他自己被选为甲必丹,不久这个年轻有为的人就转移到了主要的前哨科伦坡(现马来西亚首都),他在这里进入商场并且成为了两个锡矿的所有者。

内战在附近的敌对马来统治者之间爆发,争夺锡矿利润的控制权。每一个团体都有供自己使唤的客家矿工战斗者。令人敬畏的葉亞來当时仅三十二岁,并再次被他的矿工同侪选为科伦坡的甲必丹。事实上,葉领导了一个自治的矿工实体和它的军事力量。和婆罗洲的公司一样,他的领导也是建立在方言族群的团结性和本地的神明崇拜仪式上的。

在英国人1874年介入马来亚并建立起让锡矿生意继续获利的秩序之后,葉亞來发现自己正在领导科伦坡的华裔社群给他们的殖民者主子服务。也像婆罗洲上客家人建立的小小“兰芳共和国”一样,葉亞來的组织无法和欧洲殖民者的火力相提并论并很快失去了独立性。但作为科伦坡的甲必丹,他从锡矿生意中获利良多回馈城市,他慈善的捐赠(例如一个安老院和城市的第一所华校)延续了传统的华裔商人将财富转化为社会地位的模式。他在衣锦还乡回到广东的前夜病逝,享年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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